2003年，14岁的女儿随我回国。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很不理解，甚至有朋友激动地说：“你要毁掉你女儿的前程，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怎么能适应国内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孩子不仅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女儿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里，中华文明的种子很难植入她的心里。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愈来愈困难。因此我毅然做出了带她回国的决定。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适应国内的教育体制呢？说实在话，我心里也有点忐忑不安。

　　回国后发现困难确实很大。本来她回来应该读初三，可她在入学考试中，数学只得了9分，语文只得了7分，满分是100分。和同学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于是学校让她降到初二。由于在美国没有用中文的环境，她学中文就像小熊掰玉米，学了这，就忘了那，所以她基本上是中文文盲。在学校，她一说中文就闹笑话，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她却一脸茫然。她的老师告诉我，每天一下课，同学们就围着她，争看她的笔记，她基本是用英语记中文笔记，少量的几个中文也是缺胳膊少腿的怪字，大家看得乐坏了。

　　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她渐渐适应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开学不久，她在语文课上学了毛泽东的长征诗，听老师讲了长征的故事。回家后她对我说：“这是人类了不起的创举，我怎么在国外没学过，也没看到过呢？我将来要用英文写西方人看得懂的长征故事。”长征勇士们的壮举给正在苦苦挣扎的她注入了勇气和信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期中考试时她就能跟上，期末时已是班上的中等学生。一年半后，她考上了北大附中的实验班(快班)。她的英语优势使她在学校如鱼得水，她是国内国际各种英语竞赛的冠军专业户；她自编、自导、组织同学自演的英语话剧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第一名；她用中文作词作曲的歌也颇受欢迎。所有这些国内经历给了她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自信。高二的时候她决定提前申请大学。她在国内接受的扎实的基础教育、她在国内的丰富经历以及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的交叉背景使她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被哈佛、耶鲁、杜克和乔治城等名牌大学录取，最终她决定进入哈佛读书。

　　能进入哈佛当然是值得高兴的，可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回国以后她对中国文化和理念的认同和热爱。亲历中国的快速变化，沐浴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使她对世界、对中国、对父母、对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入：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中国经典诗词、一起背诵高尔基的《海燕》、一起探讨鲁迅作品、一起分析时事政治……

　　北京一场大雪后的清晨，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学校。望着白雪茫茫的燕园，她脱口而出鲁迅的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欣慰和值得骄傲呢！

　　海外的朋友们，为了你的孩子，请快回国吧！

　　李玲，1982年和1987年获武汉大学物理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和1994年获美国匹兹斯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马里兰Towson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香港理工大学管理系任教。2003年回国任教，目前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