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海外，最近成为上海某外资公关公司媒介总监苏丹的头等大事。　

　　苏丹花了几个月时间，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不再反对她移民国外。现在，苏丹自己却对移民犹豫起来。自从苏丹6月11日报名参加一次移民讲座后，海外移民中介公司的电话开始源源不断，倾力推销各自的海外移民方案，“过程一个比一个短，门槛一个比一个低”，而且，“同一家公司，上午是这个资深顾问给我打电话，下午又是另一个副总经理，开出的条件都不一样。”　

　　这一切让苏丹开始怀疑海外移民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按照苏丹先前的想法，海外移民应该算是比较高端的中介服务，怎么会有这么多移民中介公司蜂拥而至，“简直像那些上门兜生意的个体装修户。”　

　　投资移民“平民化”　

　　6月14日是一个周六，苏丹来到静安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参加免费移民讲座。大家刚一落座，主持人上来就宣布这家公司的打折项目，“凡是投资移民，加拿大移民6折，中国香港8折，新加坡7．5折，其他国家9折”。这让苏丹大跌眼镜。　

　　苏丹这才发现如今的移民海外，其实早已没有想象中那般艰难。　
　　邱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内的移民中介公司，都会在工商局注册，并持有国家公安部认证颁发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境中介经营许可证》。移民中介公司承办的移民，表面上看都是正规的移民途径，而且由于“中介公司造假，一般都是拿到国外去用，就算被查出来，最多也是被拒签，在国内并不产生危害。”　

　　殃及池鱼　

　　但这个灰色产业，已经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　

　　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纳和丽塔飓风袭击，为重振新奥尔良经济，新奥尔良市长雷。纳金提出了建立中国商品（新奥尔良）分拨中心的计划。　

　　对于中国企业和新奥尔良市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计划。参与该计划制定的新奥尔良重建采购中心中国事务负责人汤姆·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奥尔良市政府也期望借此形成一个辐射美国南部及墨西哥湾区域的商业购销中心，成为中国商品在美国南方的桥头堡”。　

　　从2005年开始，这个计划运转了两年时间，“地块已经划好了，建筑设计图纸也全部完成了，项目还获得了亚太投资基金50亿美元的投资”，但最后却功亏一篑。　

　　原因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担心，这个项目会被用来作为中国人大量移民美国的平台。按照美国“2003年EB－5类经济特区移民法案”，只要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无需直接投资经营，投资行为直接、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投资人即可获发两年期的条件式移民签证。两年届满前90天，若投资行为仍存在，可申请“条件移除”而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一个分拨中心最多可以容纳上千家中国公司，每家公司最基本的配置也要3个人，即1个总经理，1个销售人员和1个财务人员，而且，这些中国公司还会有一定的流动性。”汤姆·唐分析说，“一旦这个平台被某些移民中介机构利用，肯定会造成巨大的移民‘漏洞’。”　

　　“所以美国政府对进驻分拨中心的中国企业审核格外严格，绝大多数企业的签证都没办下来。”投资程序如此复杂，使得商品分拨中心还没开工就中止了。“虽然新奥尔良市政府做了很多游说工作，但市政府显然不能干涉联邦政府事务”，最终几百万美元的前期准备工作全部泡了汤。　

　　新移民方式及其后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海外移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　

　　按照国际惯例，移民主要分为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劳务移民、政治移民6种。社科院报告指出，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海外移民主要以非法劳务移民和留学移民为主。　

　　随着中介公司海外经验的积累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最终促成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成为新移民的主流形式。　

　　然而，发达国家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政策造成的资金外逃与高技术人才流失，却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警惕。中国研究者梅新育、杨胜刚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误差与遗漏”项目的研究发现，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就存在来历不明的外汇支出，即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1994年，资本外逃突破500亿美元，到2003、2004年，资本外逃又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国际上公认，离岸公司和投资移民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技术移民造成的失血效应虽不像投资移民那样显著，但一个高学历人员移民，让发展中国家损失的除了人才，还有本来就相对稀缺的教育资源。　

　　而移民中介公司从业人员坦承，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都几乎不需要办理国内审核程序。　

　　海外的幻想与真实　

　　业内人士透露，全国办理移民中介业务的公司不下1000家，生存压力迫使这些中介公司不得不加大收费折扣，并设计出门槛更低的“移民方案”来吸引客户。　

　　对苏丹这样的海外移民申请者而言，移民却意味着人生的巨大转变。苏丹告诉本刊，国外的高福利是吸引她去国离乡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苏丹向往的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以福利著称的国家，生病了，政府提供免费医疗？　

　　比苏丹先行一步的杨睿却另有看法。杨睿是苏丹所在公关公司的老板，2006年移民到了加拿大，“等有了投资移民必需的几百万身家，我都已经40多岁了，在加拿大，除了有一个国籍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那边的人和事基本都是完全陌生的，再次创业显然不现实，所以最后一家人还是拿着绿卡，身在国内。”　

　　移民到加拿大“试住”一年后，杨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唯一可以看到的好处就是孩子能在国外读一个好点的大学。问题是，即便是中国国籍，有了钱，到海外留学也不是难事，何必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呢？”　

　　2006年3月刚刚完成移民澳大利亚的孙志华对自己的移民经历评价更低，她在国内的高学历仅仅对申请移民有帮助，“国外企业根本不买账，很多业主根本就不知道上海交通大学”，领取了几个月失业津贴之后，孙志华开始后悔当初的移民决定。　

　　孙志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内大部分人都存在这样的思想误区，认为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好，实际上，“如果你拥有移民海外资金、技术实力，本身在国内的生活质量早就达到了西方国家的中高水平，花费大量金钱之后，再到国外重新开始创业，人为地为自己制造风险，其实并不明智。”